摘 要：晚年梁启超依然在文化活动与政治事业之间徘徊。五卅事件的爆发，为梁启超提供了表达政见的机会。他发表了大量文章，系统阐述了对于解决事件的看法。梁启超建议组织“调查委员会”，主张缩小抗争战线，反对大规模的学生罢课，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大范围的攻击，梁氏身陷舆论重围。在对梁启超的批判中，旧日的政治生涯和此时的“名流”身份是最为醒目的把柄。新的政治势力已渐壮大，五卅运动中的梁启超已成为尴尬的“名士”。www.qkfb.com 论文发表

　　关键词：梁启超；五卅运动；政治家；学者；“名士”

　　早年因戊戌变法而“暴得大名”的梁启超，终身对学术研究亦未能忘情，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活动重心。大率言之，1918年之前的梁启超主要投身于政治活动，此后则日益为学术研究、文化建设的魅力所吸引。1920年欧游归来，他甚至有“对于现实的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为最），皆一概绝缘”{1}的誓言。在同年完成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这样品评自己：“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2}从中可见他由政治家向专家学者转向的意愿以及引领学术界、思想界风气的壮怀。只是类似的“告别政治”的表达，在辛亥之后的梁启超已是多次。这种屡屡复现的自我期许，从反面揭示了时事献言于梁启超永恒的吸引力和他内心缱绻难舍的政治欲。

　　1925年5月9日给女儿梁思顺等人的信件中，梁启超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对时局做一番详尽的发言。显然，这是一次筹划已久的文字活动，而不仅仅只是偶有所怀的感触：

　　我近来大发情感，大做其政论文章，打算出一份周报，附在“时”、“晨”两报送人看，大约从六月初旬起便发印。到我要讲的话都讲完了，那周报也便停止，你们等着看罢。③

　　就在梁启超跃跃欲试时，5月30日上海南京路上的枪声，为他酝酿多日的政治欲提供了及时发表机会。

　　对于梁启超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此前已有《梁启超为争取“五卅运动”胜利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及《梁启超与五卅运动》两文予以分析。{4}而笔者认为，两位作者对其时梁启超所处的历史情境及其遭际的政治、文化意味犹未尽言，故撰此文，以补前人之不足。

　　建言与辩难

　　五卅惨案发生后，梁启超在第一时间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董显光、丁文江诸人发表共同宣言。此外，他还在1925年6月撰写了一系列的政论文{1}，阐述其看法与主张。

　　事件：法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五卅事件的爆发，其历史根源可追溯至鸦片战争，梁启超认为，根本解决办法是改订中外现行条约。但此目标显然不可能短时期内实现，权宜之计，“宜用严正迅厉手段明定责任”，“使对手方不能狡赖”{2}。此手段即梁启超与顾维钧、丁文江等人在共同宣言中所设想的“双方当局应该立刻派公正的中外代表，共同组织委员会，会同自由调查杀伤人的实在情形，来决定责任究竟在谁身上，并作一个报告，作为解决这件事的根据”③。6月13日，梁启超又在《晨报》上发表《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啊》一文，重申他的观点。

　　事实上，6月8日，由英、美、日、法、意、比六国代表魏礼克、葛林、重光、祁毕业、孟都拉、于兰斯组成的“六国调查沪案委员会”从北京动身，10日到达上海。而在6月9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审因五卅被捕的十七名学生，一律无罪开释，“对于下令开枪的捕头及副捕头，堂谕虽认定为外交事件，公廨无权干涉，但据各方面供词及证人供词，爱伏孙未发警告，遽对无抵抗无武器的群众开枪轰击，其为滥施职权，草菅人民，却因公廨的审问而完全征实。所以公廨判词，实是最重要的交涉根据。”{4}梁启超对沪案的建议，似乎正朝着现实走来，但社会舆论对此主张的批判，却出乎梁氏的意料。

　　6月12日，上海本地报纸刊出了反对文章，语气尖锐：“调查真相问题，这正是帝国主义的延宕手法。帝国主义急于民众的罢工罢市罢课抵抗，而于此事件之根本解决则多方卸责，多方延宕，最多只许其成了一种悬案。谁不知道罢工罢市罢课是帝国主义激成的呢？这种真相还须调查？真是自欺欺人之谈，掩耳盗铃之计！”而梁启超、丁文江等“所谓的高等华人”，“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他们的建议正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建议”。{5}

　　而北京大学教职员的文章，认为五卅事件主要是政治问题，他们也对梁启超不以为然——“有些人看过了政治的方面，而把沪案缩小到一个极简单的法律问题。于是有主张‘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的提议，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根本错误，不能不坚决的表示反对。”他们“反对把法律的解决来抹杀根本主要的政治问题”，认为“首先专讲法律解决，而搁置政治的条件，不但是给对手国政府以避脱重大的政治责任之机会，而且阻抑现今热烈的民众运动的进行”，梁氏的“此种调停办法，出于第三者的法、美各国，还可以说是睦邻息争。出于身受压迫戕害、理应反抗的中国，简直是自甘屈辱”{6}。同日《京报副刊》上有文也认为“沪案本不单是个法律问题，亦不单是个政治问题”，而“是个黄白种族间的问题”，因此对梁启超颇有微辞。{7}戴电原则干脆痛斥梁启超等“甘愿亡国灭种”{1}。

　　然而“沪案专为法律问题”，并非梁启超本意。比如署名“平子”的读者看完北大教职员之“辩正”，“觉得诸先生义愤填膺，令我的热血亦增高了好些”，但同时也认为，“然而梁氏之目的，亦未尝不在政治问题，大约诸先生义愤填膺，未有把人家的文章读完，就立刻执笔作辨正，必非有意抹杀”{2}。梁启超面对北大教员的攻击，反应十分激烈，当天就作了一篇反驳的文字：“‘把沪案缩小到一个极简单的法律问题’，完全不是我的意思。”③进而继续强调他的用意是“要拿法律上事实上证实英人的政治上罪恶”。虽然国人看来，事件的是非曲直，近乎一目了然无须细辨，但未经法律程序把基本事实确定，依然不足为交涉依据，因而确定法律责任，是谈判、绝交抑或宣战的基本前提。在驳斥北大教员曲解文意的同时，梁启超对这种集团形式的批判相当反感：“万不料几句稍为近于理性的话，便可以触惹诸君的误会，劳动诸君作一篇大文来‘辨正’！其实，政府是不会听梁启超‘妖言惑众’的。便想听，也迟了，机会已过去了！”{4}

　　战线：缩小还是扩大？在《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啊》的文末，梁启超沉挚地说道：

　　诸君啊：讲义愤吗，我梁启超虽不肖，也不在诸君之后。依我看，此事若发生在别个国家，除了开战外更有何话说？但回头一看我们绞尽全国膏血所养的三百万大兵怎么样？不由得人不索然气尽。{5}

　　既无实力宣战，便只能想切实办法，通过罢工等“平和的战争”，从谈判桌上争取尽量多的权益。为此，梁启超写了《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一文，对这场“平和的战争”的战略、战线和战费等方面，“有一点意见，试写出来求国人商榷”，而他的这篇文章，确实也遇到了大范围的“商榷”。

　　关于战略，梁启超认为“游行示威不能算攻势，止有罢工才是真攻势”。而在战线上，“战线广漠，非惟难得照顾，而且易生破绽，所以范围愈缩小愈好。——后方援助，固然以多为贵；前线对垒，总要集中一点。——我们要认清题目，这个义愤是专对‘上海英捕房’”，所以“英国以外的外国人，当然不是我们敌人”，“上海以外之任何都市，我们绝不拿来做阵地”。{6}梁氏最遭他人诟病之处，即此“缩小范围”说。

　　文章刊出的第二天，《晨报》上就有北大教授张竞生的文章，认为：“梁先生意思仅要在上海英租界对待英人就够了，这未免把阵地缩得太小，授敌人有自由活动的机会，失自己四面包击的胜算！”{7}6月15日《京报副刊》刊出北大政治系学生张荣福《怪哉梁启超》一文，针对梁氏的“和平战略”和“范围愈缩小愈好”的战线论大加指责，认为“其功效则为‘授英人以机宜，使确定其关于沪案之外交方针’”。此前梁氏与顾维钧、丁文江等人发表的宣言，则被冠以“不智不忠”的罪名——“首先宣布吾人之秘密，使对手方知我实价几何。以政论家在野政治家自命之人，如此轻率发言，如此轻率表示态度，更无外交常识，赤裸裸的宣布秘密，其为不智不忠，尚何言哉！”{8}如此论断，已非平和理性的论争，而是夹杂着人身攻击而又近乎胡搅蛮缠的詈骂了。
　而在6月14日发表的文章里，国民党左派杨杏佛对梁启超亦尽嘲弄讥讽之能事：“梁先生十二分客气小心的把罪名缩小在英捕房身上，而英公使英政府偏十二分不客气的硬往自己身上拉。你说这是上海市民权之争，他说这是大英政府全体对待华人之政策。住在天津著书的梁先生不承认上海学生工人是为全中国争主权人格，但是在伦敦的下议员和在北京的英公使却承认上海英捕房为他们争国家的体面，扬大英的威风。这是何等可怜可耻的现象。”{1}梁启超原是从解决实际问题着眼，尽快通过和平手段结束争端，以最小的代价争取尽量多的权益，因此，类似杨杏佛的言论不免流于“高调”；而杨杏佛站在主权和国耻的角度，梁启超的态度即过于软弱，其息事宁人的做法更有卖国之嫌，既“可怜”又“可耻”。

　　再往前推，6月13日，《晨报副刊》上刊载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高荣葵的文章，开篇即道“我的意见却和梁先生不同。我以为战线范围愈扩大愈好”。{2}或许是因为梁启超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特殊关系，作者对梁氏并未有嘲讽，而是把矛头直指全世界帝国主义：“此次上海惨杀事件，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中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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