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关注打工青年的跨省婚姻现象，从其表现形式、发生机制和基本特征出发，来探讨跨省婚姻具有的社会意义。认为，跨省婚姻一方面具有西方婚姻革命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得婚姻在村庄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逐渐衰减，这种双重特性提醒人们，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农民婚姻生活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关键词：跨省婚姻；择偶观念；婚姻革命；文化象征
　近年来，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工的婚恋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中，风笑天教授提醒人们关注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1］。其他的研究者也从各个角度对打工青年的婚恋问题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比如贺飞运用社会学视角分析转型期青年农民工婚恋观念和行为［2］；谢芬芳在打工潮背景下探讨了农村青年的婚恋观变革［3］；田先红从婚姻革命的意义上探讨农村青年婚姻流动上的“碰撞与徘徊”［4］等。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打工潮背景下农村青年的婚恋问题。
　　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注意到农村青年由于打工引起的跨省婚姻状况，并从其表现形式、发生机制和基本特征出发，探讨跨省婚姻具有的社会意义。笔者认为，跨省婚姻一方面具有西方婚姻革命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得婚姻在村庄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逐渐衰减，婚姻可以利用的本土资源在跨省婚姻的事实中被消解。跨省婚姻的双重面孔提醒人们，要更加理性和成熟地看待农民婚姻生活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跨省婚姻的现状笔者用“跨省婚姻”指代夫妻双方不同在某一传统婚姻圈中的婚姻。根据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传统婚姻圈大致分布在5-15公里的范围［5］。
　　而跨省婚姻并不一定夫妻双方分属不同的省份，也可能是“跨市”、“跨县”等。总之是不在传统婚姻圈中。跨省婚姻在农村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历史上形成的，如由于战乱或者灾荒形成的大量流民与当地人结合形成的跨省婚姻；另一种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因买卖关系而形成的“婚姻”，表现形式是农村男人由于贫困娶不上媳妇，于是就花钱从更加落后的农村“买媳妇”；第三种形式的跨省婚姻是指伴随着打工潮的兴起而带来的异地青年结婚现象，这是青年农民在远离村庄传统婚姻圈的情况下，通过自由婚恋而产生地域自然村人口近十年内发生的跨省婚姻数备注福建下堌村231人12例2007年有5人与外地的姑娘结婚豫南的G村161人9例来自湖南、云南、湖北等省的媳妇湖北安乐屯村133人12例5女嫁到外地，4男娶了外地媳妇，3男到外地作了上门女婿湖南断提村刘家组108人5例安徽老集村347人5例3女怀孕后嫁到外地鲁西北章村在传统的婚姻圈中寻找结婚对象，仅2009年春节期间就订了四门亲事900人2例的一种社会现象。自由恋爱引起的跨省婚姻对于农村的婚姻圈和婚姻制度冲击巨大，它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生态。
　　现阶段农村的跨省婚姻多起于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打工经济的潮涌而产生的社会现象。2000年之后，大部分的中国农村都迎来了大规模的打工潮，第二代农民工成为打工群体的主力军，跨省婚姻在农村也进入了高发期。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2009年寒假做了关于农民工返乡的社会学调查，运用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共获得了30个村庄的调查情况，报告显示跨省婚姻成为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发生的社会现象。
　　下面节选的是其中六篇报告的部分资料，以说明跨省婚姻现象在全国农村的普遍性。而本文所列举的其他大部分资料也都来自于这30份调查报告。
　　从以上的调查资料中可以发现，跨省婚姻在农村社会中发生的频度越来越高。即使是在受到了传统“说亲戚”习俗阻拦的山东农村，跨省婚姻也趋于越来越多地发生。跨省婚姻都是发生在远离村庄的打工之地，这里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农民，使得自由恋爱的发生不可避免。
　　二、跨省婚姻的发生机制跨省婚姻的发生有主观和客观两重基础。主观基础是指青年农民择偶观念的变化，这是跨省婚姻发生的主要的内因。客观基础是由于打工生活的环境，这是农民跨省婚姻发生的社会土壤。农民工在外的打工生活，远离了村庄的场景以及村庄文化熏陶以及父母的监护，有其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造就了跨省婚姻发生的可能性。
　　我国农民工的工作主要分布在三个领域，一类是建筑行业等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为特点的工作，第二类是自由职业者，也就是在城市从事捡垃圾、送煤气、卖菜、开店等工作，第三类就是“进厂”。这三类工作中，前两类工作大部分由年龄大、已婚的农民工从事，这些工作又脏又累，但是收入稍高，这对那些有家庭负担的农民有吸引力。
　　而年轻的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是“进厂”，这些农民工一般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他们较少从事重体力劳动，工厂成为他们打工的首选地。这些工厂集中在我国东南沿海等经济开发区，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进厂工作”与前两类工作相比，环境较干净，体力劳动稍轻，但工作时间长，一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一个月只有一两天的休息时间。多数农民工都说，打工全靠加班挣钱，如果按照一天8小时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仅够基本的生活费，没有余钱留下，只有加班才能挣得多些。此外，工厂的劳动很多都是流水线作业，每个工人负责一项工作，都是锻炼手头灵活度的简单劳动。这种长时间的重复劳动使人感觉“没有意思”，很容易厌倦。这对于年轻的农民工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于是，他们就经常“跳槽”，时常换工作来逃避简单重复的劳动。我们在湖北沟村的调查中，从一个村民小组随机抽了10个农民工调查，发现他们平均换过3-4次工作。
　　繁重和简单的劳动使得农民工感觉非常“单调”，于是在少有的休息时间里，农民工就会尽量到城市生活中寻找乐趣。农民工说，打工生活中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发工资后几个朋友一起聚餐、娱乐、逛街等。重要的是，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把男女青年农民工联系在一起，他们有机会接触了解，并且建立恋爱关系。
　　跨省婚姻发生的内核是青年农民择偶观念的变化。我们在豫东董北村考察了该村六十年来农民择偶观念的变化，分别是从解放初期的媒妁之言，到后来的家庭条件，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男女相貌，再到打工经济兴起之后的性格“合得来”。虽然董北村的情况并不能推广到全国的农村，但是在打工经济之后，性格“合得来”成为全国青年农民工在谈到自己恋爱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词。打工地发生的恋爱关系是在远离村庄和父母的场景下进行的，男女青年之间的交往感受成为恋爱关系能否建立的最主要因素。
　　然而，青年农民工的交往感受是产生在什么场合，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呢？在外的打工生活中，工作的劳累单调与农民工的休闲消费是共存的。陈锋在福建下堌村的调查中发现，“建筑工地无爱情”，意思即为从事脏、累、重体力劳动的农民工是很难在工作场合获得爱情的。其实，不仅是建筑工地无爱情，在制造业的工厂中劳动也很难获得爱情，尽管在工厂工作的环境相对好些，但是也很劳累单调并且工作时间很长。可是，正是因为工作本身的劳累和单调，使得农民工更加看重工作之余的休闲消费，而爱情也产生于其中。由于远离村庄和父母，农民的个人之间的交往成为恋爱关系建立的最重要的因素，于是男女双方的交往感受，能否“合得来”
　　成为农民择偶意识的标准。
　　笔者认为跨省婚姻发生机制有双重因素，主观因素是青年农民工择偶观念的变化，性格“合得来”成为农民工主要择偶意识；客观因素是农民工在无聊和劳累的工作环境中受到压抑，而在休闲娱乐场所的消费建立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奠定了跨省婚姻的社会基础。
　　三、跨省婚姻的特征跨省婚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农民的恋爱和婚姻。
　　它有以下的特点：
　　1.青年农民工普遍有多次恋爱的经历。
　　调查人员在福建下堌村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一个人恋爱四次以上的情况相当普遍。从主观上分析，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恋爱关系看得更加开放，“合不来”就分开。
　　婚恋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遇到更满意的可以和原先的朋友分手，不受传统婚姻制度中的“定媒”给予青年人恋爱关系的规约限制。客观上分析，一是青年农民在打工地与异性的接触面增加了，选择范围大了；二是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强，恋爱关系的不稳定性也增加了。
　　2.自由恋爱的青年农民未婚同居、未婚先育现象相当普遍。
　　确定了恋爱关系的农民工可以很“方便”地租房子住到一起，未婚先育也就成为一个难以避免的问题。在福建下堌村的调查中发现，多数打工青年男女在外同居并没有避孕的意识，避孕措施更少。并且，在青年人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关于爱情和性的新认识，即两个人只要相爱，住在一起就是自然的，这并不是什么“不道德”和“丢人”的事情；但是出现问题的频率也很高，比如女方已经怀孕，而男方却不负责任地消失等。打工场合中多次恋爱和未婚同居等情况在年轻人中有很强的扩散效应，这是由青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的。
　　3.早婚早育现象严重。
　　第二代农民工很多是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有些人只有十五六岁，在打工期间很快谈恋爱同居。国家的婚姻政策和婚姻制度对他们的婚恋行为约束力较弱。我们在村庄的调查中发现，相当部分怀孕在家待产的女孩年龄都不足20岁，他们一般都是在外打工时候同居，怀孕之后“奉子成婚”。当然，这些婚姻一般都是举行了仪式而并没有履行结婚登记手续。
　　4.跨省婚姻的结婚成本较低。
　　按照农民的说法就是，“娶外地媳妇省钱”。如果娶本地媳妇，男方都要先给女方家相当数目的彩礼，过年过节还要送大量的实物和金钱。而通过自由恋爱结合的婚姻这些财物都可以减省。青年农民在结婚的时候一般不再遵从村庄传统的习俗来办理，有些距离遥远的两个省份之间联姻，两地社会风俗不同，某些情况下女方父母不仅不要彩礼，还因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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